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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确定西门庆家人各自回房后心里整理了一番刚才得到的情报。“县尉陈大人在武松回来后得势”，这句话比较关键，可以推断出本地县尉在武松没有来到阳谷县之前在权力斗争中是比较弱势的一方，这虽比较符合宋朝轻武官的特点，但也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行政区域里，县尉也算得上是排得上号的大人物，说其弱势也仅是和县令比较而言。

另外，虽然政策对文官有倾斜，但这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县令和县尉之间势力强弱的肯定不是宛如空中楼阁一样的大方针，而是这两人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说直白点，也就是钱。

县令的师爷并不是国家公务员，其俸禄完全是县令一人承担，县令作为场面上的人，住宅、出行、穿衣饮食等都有相对应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很花钱的，更别提逢年过节迎来送往等开销，这些开销仅靠县令每年那一万多斤俸禄支持会相当紧张。就这，还是宋朝官员赶上了好时候，要放到明清两代，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嘿，那可真能穷的当裤子，这也是为什么一生清白的海瑞入殓时全部家当只有一副破棺材的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仅够维持自己开销的经济实力能坐稳一县之长吗？稍微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答案。

放到现今这个高等教育平民化的时代，社会上那些小混混等盲流都是一方的不稳定因素，在人均文盲的古代，社会有多难治理可以想象，要治理好这些人和事，讲道理是没用的，这些人不懂什么之乎者也和圣人教诲，只懂得挨打会疼的简单道理，要靠暴力来维持稳定，但这又带来了一大笔给衙役们的开销，说的时髦一点，叫维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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